如果说 Mel H. Abranham 在《企业家之道》告诉我创业路上，自我感受和勇气是最重要的，那《薛兆丰经济学讲义》这本书则是一本非常好的提升人认知、冲破成见的书。
我以前也偶尔涉猎一些经济学原理的书，但是每每看到枯燥的数学公式和无数变量之间的关系时，我都会因为不知道怎么用这些经济学原理而放弃，直到我读到薛兆丰写到：
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事与愿违规律的学问。坏人做坏事，归公安部门管；好人做好事，归居委会管。经济学关心的，是坏人做好事，以及好人做坏事的事情，是那些事与愿违的事情。经济学思维是对包含人性的因果规律的探索。在这个探索中，数字不重要，术语不重要，结论也不重要；是想象力重要，是视角重要，是推理重要，而权衡更重要。
当我看到这一段话时那种会心一笑，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本书值得一读。
阅读笔记
你会发现人类面临着四大基本约束：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互相依赖，需要协调。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和制度安排，无一不是为了适应这四种基本约束而衍生出来的。
哈哈哈，当我打开序言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觉得作者总结的太干练了，这四个约束其实就是创业路上每天都会纠结的问题。建议每个创业的小伙伴都应该系统地学习经济学，既然创业本身的目标就是多赚钱，学习好经济学才会有强大的理论基础。
当别人在讨论是公平重要，还是效率重要的时候，学过经济学的人明白，公平背后往往是效率的考量，不是单个人效率的考量，而是整个社会长远发展的效率考量。公平和效率，往往一枚硬币的两面。
书中举了很多这方面的案件例子，通过这些例子我理解了生活中很多时候事情其实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非黑即白的，大多数事情都处于灰色状态、难以分辨，就像我们理解最纯粹的公平，在真正发生纠纷的事件中，公平也需要站在社会经济行为的度量上进行效率的思考，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足够的效率，公平的执行就会不了了之，没有执行力的公平也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
在斯密看来，人是自私的，但也有爱心；爱心只能适用于小圈子，无法延伸到更大的范围，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市场这个陌生人互助的平台，才能满足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需求。小圈子靠爱心、讲同情，而大世界靠市场、讲规则。斯密的重要建议是：不要搞混了，不要在家庭、朋友圈里斤斤计较，过分讲究市场规则，也不要在市场上强求陌生人表现出不切实际的爱心。
爱心确实有用和可贵，但正如亚当斯密说的，仅仅指望别人的仁慈和慷慨，那是一定不行的。以别人爱你为基础的供给，是不如以别人爱它们自己为基础的供给来得强大和持久的。
人是矛盾的，特别是创业者，他们每天都要和家人、战友、合作伙伴和陌生人持续打交道，一天甚至要切换很多次，怎么在不同的场合把握不同的尺度其实非常难。每个人都希望和其他人保持亲密，但不论从个人的精力、社会的复杂度还是经济效率本身看，都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既然在根本上我们很难做到和所有人都讲爱心和同情心，成为家人，我们就需要在不同的场景采用合适的沟通方式，从行为上这不光是经济的，而且也是必须的，特别是陌生人之间本来就不希望在交易以外有更多的推心置腹，分不清楚场景下的沟通方式往往会适得其反，产生更差的结果。
成本是放弃了的最大代价，而如果没什么可放弃的，也就不存在成本。沉没成本，就是指那些已经发生但不可收回的支出。当我们没办法再收回、没办法再放弃时，就不存在成本。凡是提到成本，我们一定是向前（未来）看，而不是向后（过去）看得，所以沉没成本不是成本。
人是不可能不会犯错的，可以说每个人每天都在犯错，沉没成本就是犯错的代价，但是沉没成本不是浪费将来时间的理由，人之所以是人，是应该富有责任的再启航，跌倒不可怕，站起来拍拍土继续前行就行了。
我们年轻的时候花大量时间去学习不同的课程，参加不同的社会实践，目的就是要搞清楚，哪个职业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兴趣，同时自己所花费的成本是最低的。你拥有你的生命，但你生命是怎么度过的，你的职业是怎么选择的，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上其他人决定的。
Can’t gree more, 当一个人真正的找到自己之前，学习的过程本身只是找到自我之路的试错途径，学习过程不是目的，通过学习，掌握方法，深度思考未来，找到自我才是目的。
在真正的市场上，不是原材料的成本决定了产品的最终价格，而是供需关系决定商品的价格，商品价格决定资源成本。一个企业家，当他把产品生产出来，放到市场上卖的时候，它会根据供需关系来决定产品的售价。他是能卖多少就卖多少，能赚多少就赚多少。把钱赚到手以后，再把赚到的钱倒过来归结到前面每一个环境的生产要素里面去，从而给这些生产要素定价，决定它们的价值。
也许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市场的觅价者，这比较符合创业的实践过程。 先要有想法，做一个半成品出来，不断的在市场试错，直到找到正确的市场和卖家，再投入更大的资源生产。 通过市场和用户的反馈来决定最终产品的功能、形态甚至是价格本身。
事实上，不是政府想高价买地，就能把土地以高价卖出去的，政府之所以高价卖底，是因为人们对住房的高需求导致了高房价，而高房价才使得高地价成为可能。政府免费拍卖土地会产生的区别是：如果政府拿土地去拍卖，那么政府收到的土地出让金，就是明钱，这笔钱能够进入国库；如果政府把土地免费给开发商，开发商就会通过各种暗箱操作的办法，去争夺政府免费派发的土地。最后的结果是，政府本来能够收入国库的土地出让金，会变成暗钱，在官员和地产商之间私分。
当很多东西表面上免费了，其实意味着得到这样东西所需的深层次能力以及认知要求更高，如果认知和能力不够，免费的东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反而更贵。 这和开源社区是一样的，免费的东西不是没有成本，当产品真正免费的时候，我们可能连享受免费的资格都没有。
举个简单的例子，开源社区大多数功能都是每个领域的专家雕凿而成，而且比大多数业余爱好者代码质量更高，但是不是每一个开源软件的功能都和现实需求一致，当需要修改开源软件以符合项目需求时，研究这些开源软件的难度不比商业软件小。开源软件的成本优势是相对于能力足够的开发者和商业公司，他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快速实现用户的需求，但是对于终端用户来说，开源软件不会更便宜，因为总有开发者需要生存赚钱，不管开发者是闭源软件开发者、开源社区牛人还是修改开源软件的商业公司开发者，而只要有开发者需要依赖软件生存，用户就会付费，只是付费的方式不一样，商业软件更喜欢License，而开源软件只能选择增值服务和技术服务了。
谁避免意外成本最低，谁的责任就最大。正式基于这个想法，对于铁路公司丢弃火星烧毁农夫亚麻案件，科斯的意见是说：火星烧着了亚麻，但是责任可能在农夫，虽然农夫并未招惹铁路公司。谁付出的成本更低，谁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那既然农夫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比铁路公司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低得多，那挪开亚麻的责任就要落在农夫身上了。
在每一个带有经济性质纠纷的事件中，大家都不自觉地掺入了个人的情感，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而只有科斯看到了纠纷背后与资源争用相关的、中性的经济本质。
作者在文中举了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愤世嫉俗，但实际很难界定的例子。
在日常企业管理中也会遇到大量这种协作产生的问题，我们很难对当事人的对错进行评判，特别是在一个上进的组织，每个当事人从个人的角度看都是在做对的事情，很难说谁对谁错，但是对于组织来说需要寻求一种协作的解决方案。
作者没有纠结细节，而是往后退一步，采用更大的视角去思考问题，如果我们遇到一个边界非常模糊的协调问题，哪一方的改错成本更低，哪一方就应该让步。这种以组织经济效率的判定方法，抛弃了单一维度的对错问题，非常有借鉴意义，希望以后在企业组织管理中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想起这个办法来。
凡是在一个人的社会里不存在，而在多个人社会里存在的成本，就叫交易费用。例如做公证、打官司，在一个人以上社会都会存在。所有这些活动产生的费用，我们成为交易费用。
是团队都会有协作成本，商务活动也会有更昂贵的沟通成本。这一点算是非常严格的理论定义，帮助我更深刻地理解交易费用。
人性的特定，就在于它能够寻找替代方案，而且时间越长，它能够找到的替代方案就越多, 法律规定带来的后果就越弱。
不难看出，价格管制越严重，价值耗散就越大，人们设法绕过政府管制的积极性也越大；而政府围堵的力度越大，人们采用的对策就迂回，其中白白浪费掉的竞争成本也越大。从这个角度看，价格管制之下，形形色色的违法活动以及它们出场的次序，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那些根据排队来分配产品的国家，为什么往往都很贫穷？原因在于，人们每天为了争取到一点物资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很多，而这些花费掉的时间和精力，对社会其他人没有用处。
我们说经济学其实不难学，因为它的原理都很简单；经济学的难，是难在运用上；难在一刻不忘、随时随地地去使用它；难在客观地评价周围的事物，将自己的利益和情绪从中剥离出来。生活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在讲经济学理论时都没有问题，而一旦自己的利益受损，整个思想就会发生改变。可见，这些人没有养成稳定的经济学思维品质。
有时候我在想经济学之所以那么有魅力可能在于它不像其他硬科学分支，经济学大量研究人，人性是这个世界上变量最大也最难预测的东西。
正因为人性的难预测，经济学的原理一旦理解后，它很快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人性社会很多复杂的问题。
每当消费者必须支付一笔附加费时，高品质的产品相对于低品质的产品就变得便宜了，这笔附加费越高，高品质相对于低品质的产品就变得便宜了，这笔附加费越高，高品质产品相对就越便宜。正因为这样，我们也把这个定律叫做 “好东西运到远方去定律”。
书中举了高品质和低品质苹果的例子，当运费远远高于苹果单价，好的苹果在越远的地方越有竞争力。
在大城市里，重要的不是你是谁，而是你跟谁在一起。不要意味非得有天大的本事，才能够在大城市里立足。人与人之间讲究的，不是你个人本事有多大，而是你的本事跟别人本事能不能匹配，你们之间能不能够互相服务。
其实，当人站在更大的角度看，特别是要产生商业价值，沟通和让卖家找到我们非常重要。当然自己能力、认知也很重要，你认识很多人，但是你和你的团队对别人产生不了价值，最多也只是朋友之间沟通，或者充当中间人的角色。
在真正的经济行为发生时，中间人的价值非常小，因为买卖双方最终都会追求更低的交易费用。
产权的三个要素分别是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三权相加就是一个完整的产权。从产权的角度看，人们是不是真正拥有某件物品，最有效的试金石就是看他有没有权利把它卖出去。财产原则是：一个人想要剥夺别人的产权，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向这个人付费，付到它愿意放弃为止。如果通过这种方法把产权从别人手里拿过来，那么这种产权就是根据财产原则进行保护的。
虽然灯塔发出来的光芒确实一个人用的同时不影响别人用，但建造灯塔以及维持灯塔运作，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我们不能因为灯塔在使用时没有边际成本，就得出结论说它应该免费，毕竟修建和维持都是有成本的。
科斯的这个例子举的很好，同样适用于开源软件，虽然使用者的成本很低，但是并不代表建设没成本。
当经济越来越好的时候，人倾向于追求成就而不仅仅是物质。
开源软件到底是成就追逐后的分享产物，还是过程本身就刻意变成经济行为？
利息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现象之一，它起源于事件，起源于人的耐心。只要与时间有关的现象，都涉及利息。
自律背后可能另有原因，那就是想象力。那些想象力强的孩子，能够把以后得到奖赏看得很大、很重，看得很具体、很明确，这种小孩自律能力就比较强。自律可能源于想象力。今天许多作出伟大成就的人，他们都是在黑暗当中坚持下来的，他们靠的是信念。信念其实就是对未来前景的想象。
任意一宗现货跟期货的交易之所以存在利率，关键是人们都有时间偏好，人们都愿意早一点消费，而不愿意晚一点消费。而那些想要换取现货的人为了说服别人，让他们推迟消费、接受期货，就只有一个办法，对他们进行补偿。补偿就是利率的基础。未来越是不确定，补偿就越大；消费推迟的越久，补偿也越大。不耐是利率的基础，未来越是不确定，接受期货的人所要索取的补偿就越大，这时候利率就越高。
我们每个人追求的，不是今天的消费最大化，也不是明天消费最大化，我们要追求的，是终身每一个时间段的收入之和最大化。
在真实的世界里，事物发展的规律决定了事物变化的节奏；而在预期的观念世界，则是那些新消息被披露的过程，决定了价格变化的节奏；有新的消息披露出来，资产的价格就有变化；没有新的消息，资产的价格就不会发生变化。但是消息披露的过程，披露节奏是随机的，所以价格的波动也仍然是随机的。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尔基尔写过一本投资经典《漫步华尓街》（A Random Walk Down Wall Street, 1973)。这本书不断再版，卖了几十年，但它的中心思想没有变，它是教我们，不要再做研究了，买一揽子的股票放在那里，就等着它升值好了。
期货市场里，虽然风险的总量没有变，但是由于风险的分摊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满足感得以普遍提升：那些讨厌风险的人，哪怕多付一点钱，他们也得到了满足；而那些喜欢风险、喜欢大起大落的人，他们得到了金钱的补偿，也非常满意。
其实，我们身边很多创业者，他们生产的产品和行业会非常不同。
但是我们从纵向切入看，自律、耐心和坚持长期价值是很多创业者之间能走多远的区别，而那些越早找到自我的创业者越会坚持长期主义，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不仅仅是钱、团队规模和其他虚名。
衡量一个市场的竞争程度，主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一个行业的入口处有没有行政设置的障碍。有，这个市场竞争程度就有限；没有，市场就是激烈竞争的。
人和人之间本来就是没有互信的，高品质的产品要把自己彰显出来，与低品质的产品区分开来，需要很大的成本。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出现劣币逐良币的现象。当消费者无法分辨哪一件是高品质产品，哪一件是低品质产品时，他们就会离场，卖家也同样会离场，市场就会崩溃。
对于消费者来说，并不是质量越高越好，也不是价格越低越好，而是价格和品质要相当，成本和收益要相当。这才使他们最看中的品质。
人是最矛盾的，作为消费者希望市场竞争越激烈越好，我们能够在市场激烈竞争中获取更大的利益或者更好的产品。
但是从创业者来看，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不激烈，一是对于自身努力的认可，二是提高每年的身体健康状态，持续的、高强度激烈竞争会不断的消耗企业有限的核心资源。
克服信息不对称有三个方法：1. 信任起源于重逢，克服信任不对称的问题，重复交易是一个好办法。人们直到将来会再次见面，为了避免见面被戳穿或者被抓住，就会减少欺骗。2.通过第三方背书。买家和卖家互相不信任，但如果他们都认识一个中间人，通过中间人担保，买家和卖家就可以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障碍。3.人们也会根据一件产品所配置的附加值高低来判断这件产品质量的高低，比如餐厅里的餐具是用银子来做的，那么它请的厨师收益应该不会太差，否则就糟蹋了这么高档的餐具。
从卖家的视角看，有三种方法克服买家的不信任：1.故意付出一些不必要的沉没成本，就会让别人觉得我们打算长期做下去，不会时间做到一半就走人，就能够取信于人。2. 越是愿意自残的人，越是容易取信于人，最典型的就是中国酒文化，对于长辈来说，这个人自己无端的自残三杯，付出了一定的沉没成本，说明他的表达是有分量的，他将来会好好珍惜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否则他今天付出的代价将来是收不回来的。3.相互之间分享一点秘密，互相交个底，说点自己以前见不得光的事情，那也算一种无形的抵押。
作者太敢写了，这就是中国野蛮竞争会真正遇到的现实，我突然发现很多朋友原因相信我是有原因的，哈哈哈哈。
产业链什么时候应该分工，什么时候应该垂直整合？其中的规律是：如果半成品或者成品的检验成本比较低，换手的次数就可以多些，就可以进行更细的分工；相反，如果品质的检验成本比较高，就需要更多地进行垂直整合，减少中间环节。生产链的整合或拆分，不是无缘无故的，背后包含了对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考虑和设计。
科斯说很多人之所以要进入企业工作，而不是在市场里单干然后互相交易，原因在于市场有很高的交易费用。如果单干的话，需要每天跟很多陌生人打交道、跟别人讨价还价，才能把产品或者服务卖出去，每天都要应付各种各样不靠谱的行为。
同时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企业是一个团队，而团队具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特征：团队能够带来比每一个成员的产出之和还要大的产出。
企业管理的本质第一个准则是防止劳动力滥用资本：谁提供的资源更容易被滥用、被支配、被牵制，这种资源的所有者就充当老板。而于此对应，那些更容易偷懒、更容易滥用别的资源，更容易虚张声势假装卖力的资源所有者，会充当被管理者的角色。
经济学家会把那些高度依赖于所在企业平台的资源，称为企业的专用资源；而把那些无论放到哪个企业平台都能发挥差不多功能、获得差不多收益的资源，称为企业的通用资源。如果我们让企业专用资源的所有者来充当企业的管理者和决策者，而让那些通用资源的所有者接受命令、服从管理，这是那些专用资源的所有者，因为更在乎企业的成败，就会成为更好的掌舵人。那些所谓的老板，发号施令的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承担更大的风险。如果企业倒闭，他们所拥有的资本，不管是人力资本还是有形资本，放到别的地方都会大打折扣。而那些企业的通用资源，基本上到哪儿都能旱涝保收。
如果一种资源的投入容易观察、衡量和监督，我们对这种资源的所有者先给予固定的回报，而对于那些不容易观察、衡量与监督的资源，我们对其所有者采取剩余分配的方式，让他们拿企业剩下的利润，让他们自己当老板，让他们自己监督自己，让他们成为剩余索取者。
人与人之间必须互相依赖，才能达成合作，守信、守约是我们能把饼做大的一个关键要素。
我不赞成人们视金钱、视货币如粪土的看法。货币代表着机会、多挣钱并不代表人们爱的只是钱，钱多只是代表人的机会更多、选择更多。至于一个人怎么使用这个机会，是个人的选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志向。
在通货膨胀发生的过程中，在私人和政府之间也会产生财富的转移，政府多印钞票、政府的购买力就会增加，而民众的购买力就会下降，这实际上是政府向民众征收的一种无形的税。
人们今天的消费多少不取决于今天的收入，很少人会因为今天发了工资就大手大脚地把它全部花光，而在其他不发工资的日子里过饥寒交迫的生活。人们的消费水平是根据他们的永久收入而固定的，所以政府的短期刺激政策不会生效。
作者上面讲的这几个点，真的从非常宏观的维度分析了产业链分工和企业分工的理论本质，非常受教，原来作为创业的实践者，今天弄懂这些知识以后，终于知其所以然了。
市场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库存、积压等合理的空置现象，所以当市场的需求增加以后，老板并不会马上多雇员工，相反他会先看一看，让原有的员工加班，加班成为常态后才开始增加工资，再没办法了才多招人。当闲置的劳动力维持相当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会逐渐的想出对策来，把那一部分闲置劳动力滥用起来。如果在以前，政府觉得出现了闲置的劳动力，出现了失业，应该管一管，从而刻意制造一些市场本不需要的的岗位让人们去做，让多余的劳动力去填充，这实际上是造成了浪费，妨碍了人们去寻找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机会。
生活中到处都是冲击，要应付这些冲击，人们的反映不是即时的，而是滞后的，不是全面的，而是渐进的。这本身就是合理的，额外的干预不会解决问题，而只会产生新的问题。
特别是在IT行业，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才，不同的人才有不同的能力和工作方式，我们很难保证人力资源是饱和和持续的，企业内部真实的情况，包括产品、项目、团队、人力都是多个周期交错运行的，这是客观事实和事物规律。
如果要提高企业的生产力，本质是要找到更多需求和订单，让组织和资源在发展的过程中自适应调整，只要企业在盈利过程中，企业组织会有它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解决大部分闲置的劳动力，就像自然界的生态一样。
但是很多不懂知识领域发展规律和不尊重人才的领导，会有一种 “为什么我看到他/她没在干活？”的想法，甚至我没事也要给他/她找事情的错误想法，如果一个企业不采用主动进攻的方式对企业真正有价值的目标进行努力，反而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一厢情愿的越走越远，企业宝贵的资源反而会被无价值的事务所消耗。
宏观经济争论的四大原因：1.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宏观经济现象涉及的变量太多、而我们研究的宏观经济现象本身，数量又是很有限。就像我们解方程式，变量数比方程多，这个方程组就解不出来。2. 宏观变量本身是一些加总的变量，这些变量之间未必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 人会形成预期，会产生对策，会增加宏观经济学研究难度。4.人类恐怕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应付不确定性。
在特定的情况下，要选择真正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意愿的哪个选项是不可能的，选择的结果其实是循环的。实际上，不同的问题决定了不同的答案，并不存在什么大多数人意愿这一说。现实生活中，虽然开会是民主的，虽然大家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虽然最后都是投票表决，但是那个会议召集人，主持会议的人实际上才使最重要的角色，因为投票的结果在他选择投票方案时已经被决定了。
是否需要为自己的主张负直接的责任，是市场决策和民主决策的根本区别。人们在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变得理性，在不需要承受代价的时候就会放纵自己的无知，就会放纵自己的感情和偏见，去支持那些无效的经济政策，让自己错误的观念，不负责任的观念对别人造成影响，产生巨大的外部负效应。
这几年我理解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 “当你真正负起责任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抱怨”，因为当你真正负起责任的时候，你心中会一直围绕着怎么解决问题去努力，而不是把自己困在 “这是你的错，这是他的错” 囚笼中，因为很多事情如果抱怨太多，其实最后吃亏的是自己。
价格有三个作用：第一是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第二是指导生产；第三是指导分配。而第三点，指导分配，是最关键的。因为如果价格不能指导分配，多干活的人不能够在分配时多拿一点，拿好一点，拿得早一点，人们辛苦拼搏干什么？人们为什么要对价格作出反应？如果价格不能指导分配，那么价格前两项功能也就会失效，价格就没办法传递关于稀缺的信息，也没办法指导生产。如何分饼会决定饼能做多大。
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发展区别是：
- 小企业的老板把同事当作傻子，认为自己很多措施很高明，当人人都自明的时候却不努力的时候，企业不管怎样都发展不大
- 大企业的老板在懂得很多道理的情况下，真诚待人，注重把饼做大把饼分好，每个人会为了自己而努力，企业自然而然的就成长了
“如何分饼会决定饼能做多大” 这句话真的说到我的心坎上了。
有大量的实例颠覆我们过去既有的对因果关系的认识。过去人们认为良好的愿望就能成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往往是人们成功了才去找理由，这是对因果关系的一个颠覆。
我们要重视那些经济发展的内在的不可抗拒的规律，要做那些顺应这些规律的人，不论是提出什么样的说法、理论、口号，语言都不重要，语言所包装的行为是否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才是重要的。
讲一个我最近看到的笑话，我们这代人一定要 “活到老，学到老”， 因为不学习，我们可能活不到老，哈哈哈哈。
最后
这本书很厚，500多页，针对这种厚书，我一般会慢慢的读，每天只看几页，看到精彩之处勾一下，好好的思考自己。
通过跨时3个月的阅读，仿佛上了一次经济学的夜校，薛兆丰这位曾经做过程序员的经济学家系统地教会我怎么用经济学思维去看很多违背常理的事情，以后我再看到很多事情，也许不会再像原来那样愤世嫉俗，可能这些事与愿违的事，背后是经济学规律是人性在发挥作用。
一位做投资的朋友说过：“人无法赚到自己认知以上的钱，凭运气赚到的钱会凭实力亏掉”。
我们这些普通的人只能每天好好学习，提升自己的认知，才能给自己更多选择，去追寻真正对自己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