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读《罗马人的故事》这本书，觉得有意思段落的摘抄，很多细节可以启发我管理好公司。
第一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在一个人强大的时候丑闻不会招惹你，而一旦显出疲态，丑闻会毫不留情地击垮你。即使丑闻与你无关，但是作为有效武器，它们作用不可小觑。
如果你仅仅因为国王的集权统治而否定王政时代的罗马，我认为你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一个国家共同体在最初阶段，应该说更适用于中央集权制。因为当一个社会组织尚处于幼年时，如果不加以呵护，难免会中途天折，所以在这种时候，由一个人做决策、一个人坐镇指挥显然有效得多。
再没有比 “同化败者” 的做法使罗马更强大了。
我们雅典人无须美慕任何其他国家的政体。我们的政体不是模仿他国得来的。我们的制度要成为别人的模范。我们的政体之所以称为民主政体，是因为政权在多数公民手中，而非少数人手中。在这一政体下，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担负公职的人能够得到的荣誉，不是因其出身，而在于他的努力和贡献。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贫穷而默默无闻。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一样，享有充分的自由。雅典公民享有的自由程度之高，甚至连怀疑、妒忌都是自由的。…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忘却日间劳作的辛苦。每年在规定的日子里举行各种比赛和祭祀，不忘让我们的居所变得更加舒适。……在教育制度上，我们的竞争对手（隐指斯巴达人）从孩提时代起，即加以最严格的训练，使其成为勇敢的人，而在我们的国家里，对孩子的教育没有他们那样严酷。但是，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表现出来的勇气不在他们之下。我们不学习他们通过非人的残酷训练来应对考验，我们用每个人具备的能力，即决断力，来应对考验。我们的勇气不是产生于法律的要求，而是源于每个雅典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各自的行为准则。…我们爱美，但我们有度；我们尊重智慧，但绝不迷恋于此；我们追求财富，但我们只会尽可能地利用它，而不以此炫耀。在雅典，贫穷不可耻，可耻的是不为脱离贫穷而努力。我们尊重个人利益，却是为了更加关心公共利益。这是因为在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的事业中表现出的能力，同样可以服务于公共事业。在雅典，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会认为他爱好和平，我们认为他不具有公民的资格。总而言之，我们的城邦雅典在所有方面都是全希腊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雅典公民具有的荣誉、经验和德行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具有完整的人格。 这一切不是自我吹嘘，而是事实。因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变得强大的现在的雅典证明了这一切。
罗马人对独裁有些神经质也很自然，即使施行独裁政治的人是一位具有超常平衡能力的人。独裁政治有很多缺陷，首先与施行独裁政治的人的个人能力密切相关。不知为什么，拥有超常能力的人极少连续出现。其次在于缺少监督机制，即使行为邪恶也无计可施.这是独裁政治的最大缺陷。
也许因为伯里克利比苏格拉底年长 25 岁，所以虽然把他看作希腊哲学的天才，和他以朋友相交，却似乎没有醉心于他。政治家对民众的理解能力从来不抱幻想，相反，哲学家却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出给了提高民众的理解能力上。这也许就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之间的区别吧。
公元前 367 年，罗马史上划时代的法律《李锡尼法》得以实施。在这部法律中，首先废除了六人军事指挥官制度，恢复二人执政官制度。明确今后罗马将实行寡头政治，即少数人领导的体制。其次，规定共和政府的所有要职向平民出身的人开放。
这实在是很了不起。如果按贵族和平民分配官职的话，首允有悖于机会均等。虽然以废除价级差别为目的来分配官职，却反而会出现强化阶级差别的结果。而且，这种事情一给以机会均等的方处理，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于是两派的利益代表就会时刻处在相互敌视之中。这样一来，罗马国内就会出现两个政府，必须实现有效利用举国之力的政治改革也就徒有虚名了，而且还在内部永远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但是，公元前 367 年的罗马人选择了全面开放。既然是全面开放，就意味着彻底的自由竞争。选举结果有时会出现两位执政官都是贵族，有时会出现两人都是平民。不管结果如何，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对此，两派都无话可说。而这一改革的最大好处就是消除了利益代表制度。
以公元前 4 世纪中叶为界，共和政体下的元老院不再是贵族阶级的牙城，出身不再是成为元老院元老的门槛，经验和能力才是最基本 的要求。因为元老院元老不再是世袭、所以这个机构成了纯粹的、具有丰富经验和杰出能力的人的集体。从此罗马不再是贵族政休、而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头政体。所谓贵族政体是由贵族出身的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人的政体，而寡头政体在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这一点与贵族政体相同，但是。对少数人的血统没有要求，罗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一条路。
寡头政体也是个指挥者众多的体系，虽然没有民主政体那样多。这种政体的缺陷是面临紧急事态必须当机立断时，往往缺乏灵活性。独裁官制度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可以说，这是共和政体下罗马的危机管理体系。马基雅弗利说：“如果要保住一种政体，必要时须有勇气做出有违这一政体理念的事。”如果不这样，将会招致该政体瓦解。因此，只有共和政体才会有独裁官这一官职。
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并在此基础上挣脱旧有观念的束缚，提高自己，然后再重新站起来。这就是罗马人的性格。这不是说失败是好事，失败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失败只是失败。重要的是如何从失败中站起来，也就是怎样对待失败。
罗马兴盛的原因我更倾向于当事者建立起来的体系。最容易动摇的是人的内心，你可以努力说服大家改变想法，但是，要所有人都如你所愿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大家觉得非改不可的时候，大家的想法才会一致。为此，只有体系是要害之所在。
第二卷《汉尼拔战记》
我们看看罗马人，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几乎在所有事情上，他们都不亲力亲为，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必须在任何领域都是第一。例如，被罗马同化后的伊特鲁里亚人依然在土木工事上施展他们的才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被委以通商的职责；西西里加人罗马的保护圈后，罗马开始全面引进希腊文化。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在艺术、哲学和数学领域，罗马完全把希望寄托在了希腊人身上。随着时代的变迁，罗马人的开放性格变得越来越开放。而且，他们从来不像有的国家，在颁发居留证时一味地强调“只限具备无可替代的技能型人才”。
所谓天才，不是善于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新事物的人，天才之所以为天才，是因为他能够意识到别人没有意识到的已知事物的重要性。
一个成绩骄人因而位居最高地位的人，很少能避免别人的嫉恨。只是这种嫉恨不会一开始就以弹劾或中伤的方式表面化。嫉恨往往隐藏在心里，等待时机的来临。这种时机往往就在对方暴露出软肋的时候，即便其实质原本无伤大雅。丑闻从来不会侵扰强者
西庇阿·埃米利乌斯久久地凝视着脚下广阔的迦太基城。这个经历了建国以来 700 年的岁月、其间长期保持了极度繁荣的大都市，一陷入敌手，就化成了一堆堆小山一样的瓦砾。在 700 年的漫长岁月里，迦太基拥有广阔的土地、众多的岛屿，以及属于其支配的海洋。迦太基所拥有的数量庞大的武器装备、战船、象群以及雄厚的财富，与之前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强大的帝国相比，都毫不逊色。而且，与任何一个强大帝国相比，迦太基人的勇气和气概更令人称道。他们在屈从于罗马人的要求、被迫交出全部武器和战船的情况下，还能够坚守三年，抵御罗马军对迦太基城的强大攻势。今天城市陷落，并遭受了彻底的破坏，迦太基城从地面上消失了。想到对手的这种命运，西庇阿·埃米利乌斯不禁潸然泪下。西庇阿·埃米利乌斯心潮起伏，他此刻的思考已经超乎一个军事胜利者的惯常思维。他想到的是，不仅限于人类，城市也好，国家也好，包括强盛的帝国，谁都逃避不了灭亡的命运，特洛伊帝国、亚述帝国、波斯帝国，还有 20 年前的马其顿王国，无不遵循了历史展示给人们的“胜者必衰”的规律。我们刚刚消灭了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帝国，赢来了这一‘伟大的瞬间’，但是现在充满我胸怀的，却不是胜利的喜悦，我反而有些伤感——我担心我们的罗马也会在某一时刻遭遇与此相同的命运!”
第二卷《胜利者的迷思》
人类的幸福不存在客观标准。假如将其限定在精神层面，能多充分地与他人交流沟通的人是幸福的。但是，所谓交流沟通并不是说在一起的时间越多，交流沟通的程度就越高，效果就越好。由于标准是主观的，能让对方感觉到交流沟通很充分才能达到效果，具备这方面能力的才是交流沟通的高手。
拥有 12.5 万人的庞大的亚美尼亚军，被只有 1.2 万名步兵和 2500 名骑兵的卢库鲁斯打得狼狈不堪：高效利用手中较少的兵力，灵活突击敌阵，把敌军主力兵团孤立后再对其实施打击，这套战术是自大西庇阿以来罗马将军经常使用的战法。这场战斗的结果是，亚美尼亚方面死者达 10 万以上，而卢库鲁斯指挥的罗马军却只有 5 人战死，不足百人受伤。卢库鲁斯取得了不逊于其师傅苏拉的骄人战绩。而与师傅相比。卢库鲁斯不止一次以少胜多，更加难能可贵。 常胜将军卢车鲁斯大败亚美尼亚后继续东征，一直打到了里海。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欧洲人率领军队踏足这个地方，这还是第一次。
第三卷和第四卷《恺撒大帝》
恺撒这个男人做任何事都不会只为一个目的。也就是说，结成三人同盟的时候，恺撒把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乃至公共利益联系在了一起。在他的意识里，追求个人利益和实现个人利益，必须有利于他人利益乃至公共利益，这才算完美。这就是恺撒。
我们只要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就可以使我们的个人利益为他人利益乃至公共利益服务。对于人的本性来说，这是很自然的行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也非常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即使是公职人员，也应该允许他们追求个人利益，因为，只有允许有个人利益，才可以为实现公共利益提供更加健全、更加恒久的基础。
对于总司令来说，在对方领土上作战，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确保军粮。军粮的重要性与指挥战斗几乎可以相提并论，因为，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生存。如果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毁灭，人就会失去理智，失去居所，结果，一切都会陷入混乱。只有了解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生存，才可以维持组织的健全。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确保粮食，恺撒始终谨记此事的重要性。
在这场战斗中，恺撒部署的阵型无疑是背水之阵。阵地在山丘斜坡上，非常不利于逃跑。当然，当形势不利的时候，骑兵是有机会策马逃跑的。但是，这个时候，恺撒会弃马加入战斗。看到指挥官如此，骑兵们也和他一样，下马加入步兵的行列。恺撒这样写道：自己身先士卒，是“为了表明和士兵们同生共死的决心，为了不让他们有逃跑之心”。
恺撒对高卢全域的地理情况了如指掌。这场战役充分表明，只要有准确的情报，合理的战术，足够的兵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允许发挥各战线的独立性，即使没有恺撒亲自出马，各军团长也能发挥出他们的才智。
在恺撒的字典里没有“复仇”一词，对他来说，复仇这种感情只有复仇方和被报复方实力相当才能成立。但是，士兵们要为死去的 9 000 名战友报仇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善于利用士兵这种感情的人，必须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因为感情一旦越过理性的界限，常常会失去控制。
他担心苏雷纳斯功高盖主，于是，指使下面的人制造意外，把他杀了。这位年轻的武将把轻装骑兵改造成为高效的战斗力，却在 30 岁时结束了生命。随着苏雷纳斯的死去，帕提亚人也遗忘了把骆驼和轻装骑兵组合起来的有效战术。发明人一死，其发明随之被淡忘，是东方人的一大缺点。如果在西方，发明人死了，他的发明常常是会被继承下来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天连续不断的激战，我方士兵疲惫不堪，也许，我们可以彻底消灭敌军。 以不足 5 万人的战斗力，打败了来自内侧的 8 万敌人和来自外侧 的 26 万敌人。仅以双方战斗力之比，这次胜利堪比亚历山大大帝。
此时深河虽已经变成浅滩，但是水流量依然很大，而且非常湍急。骑兵倒是无妨，重装步兵将会被淹到胸部以上。如若强行渡河，恐怕很多士兵将会牺牲。
在得知恺撒无法决断的消息之后，士兵们主动通过指挥官表达自己的意愿：“我们的劳累和牺牲不足为虑，全体人员已做好了和骑兵一道渡河的准备。我们将沿着骑兵渡河的路线泅渡来确保安全。” 他也想到了一条渡河妙计。他将骑兵在河流中排成两行，让步兵从骑兵队列的中间通过，以保证他们安全渡河。步兵上游的骑兵起到了阻挡水流的作用，下游的骑兵则如同防护栅栏一般，这样被湍急水流冲倒的步兵就不会被冲走。此外，他还为此行动选择了一批身强体壮的士兵，让身体不够强壮的士兵留守营地。就这样，没有一名士兵因渡河而牺牲，他们剩下的就只是奋勇追敌了。
此外，在恺撒的心中，对虽为敌人但也同样是罗马公民的对手也怀着无限的同情。如果一旦战争开始，恺撒知道，他们的血也会不可避免地挥洒流淌。因此，如果能够避免会战的话，也就没有流血的必要了。
苏拉的做法是，但凡是反对他的人，不论青红皂白一律杀掉。这个苏拉内心一点也不苦涩。他痛快无比地追杀敌人，不会为此有丝毫歉疚。与他相反的是，恺撒极力避免随意发动战争，即使是对自己想杀就杀的俘虏，他也不行使胜者的权利，而是将其全部释放。恺撒一边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人可能会再度成为他的敌人，一边还是会释放他们。
从我手中重获自由的人，哪怕再次用剑指向我，我也绝不后悔。不管面临何种状况，我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活，因此我也认为别人也当以此为准则。
这个实际上等同于“人权宣言”。尊重个人的人权这件事，并不是 1800 年以后的 18 世纪才兴起的启蒙思想家的特权。
如果是普通的司令，一定会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己，而不会向部下问责。在都拉斯包围战中，先不管拿破仑的评论如何，恺撒的思考战略真的没有失误吗？如果他能同时将自己的战略失误堂正正地向士兵承认的话，后世也就不会因为其轻率责任而对他进行指责了，恺撒也就能保全自己作为德行高尚者的名誉了。
但是，此时最重要的是重整战败后的军队，而不是顾及恺撒个人的名誉。人在士气低落的时候，如果对他说“这不是你的责任”的话，虽说他心里的一块石头会落地，但是这样的话，他也就会认为这确实不是自己的责任。如此一来，要他从自己内心萌发出重新振作的能量，就会变得颇不容易了。他只会一再地消极沉溺于依赖指导者的判断。我认为，恺撒正是为了避免这样才转嫁责任的。他对士兵明说“这是你们的责任”，是为了诱导士兵重新激发自己的战斗活力。
实际上，在总司令的训话结束之后，士兵心中存在的最多的念头就是“耻辱”。全体官兵都流下了泪水，并深以为自己为耻。特别是率先败走的第九军团的士兵，这个想法更加强烈。
恺撒揣摩到了庞培心中所想。恺撒曾在《高卢战记》中写道：“只知根据教科书上的办法来作战的人，是不会取得胜利的。”他大概是指在这场战役中，庞培就是根据教科书来做出部署的。在步兵未动之前由骑兵从背后包抄，然后全歼敌人的战法，说起来是“（亚历山大大帝 + 汉尼拔 + 西庇阿）÷ 3”的做法。但是，使用这个战术必须要拥有绝对优势的骑兵。
根据恺撒的推测，庞培应该是没有考虑到将士高涨的战斗欲望和情感的自然冲动，所以才采取了这样的战术。可是，指挥官是不应该压制这种冲动的，相反，他应该进行鼓励。一旦战争开始，军号齐鸣，全战线充斥着雄壮高昂的呐喊声，这个自古就有的习惯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在震慑敌人的同时，也可以让自己的士兵充满勇气。
恺撒从本质上就和之前的三位名将不一样。比起军事家，他思考得更多的是“政治”。对他来说，军事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不得不使用的手段。事实上，研究战争史的专家一直为如何从战争史上评价他而头痛不已。
“苦境可以将朋友变为敌人。”
战争过后，恺撒在送给罗马元老院的战报里，只写了三个词：“我来，我见，我征服。”
不论用什么方法，战术实施的关键是成功包围敌人。也就是说，只有运用包围战术，才能尽快瓦解敌人的主要力量。
速战速决是唯一制胜之道。在进攻中，把骑兵分成两股，绕到敌军背后分别袭击左右两翼。负责从正面攻击敌人左右翼的是身经百战的第九、第十、第十三、第十四军团。第五军团如前所述负责解决象群。此战术如果运用得当，便能给敌军全部围歼，而且，因为是分成海边和咸水湖边两处进行围歼，所以被围之敌也被一分为二，消灭起来也更加容易，所需时间也更短。围歼战是亚历山大大帝开创的战术，经过汉尼拔的发挥，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甚至连汉尼拔的对手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也曾用该战术打败过汉尼拔本人。法萨卢斯战役中，恺撒因骑兵战斗力弱小而采用过“秘密战法”，但总体上其对敌的围歼仍然是对前辈战法的沿袭。
在塔普苏斯会战中，恺撒把骑兵安置在正中央，实际上是把对敌的包围圈从过去的一个拓展成两个。只是这样做就要求他必须在努米底亚王军到来之前尽快地解决战斗。
完成布阵后，恺撒军开始向敌军挺进。恺撒徒步穿行在即将与敌人殊死拼杀的士兵中间，激励他们。象征着最高指挥官的红色披风在风中猎猎翻飞。恺撒准确地叫出每一位老兵的姓名，鼓励他们说：“迄今为止，我们所有的战斗不辱盛名，不是吗？”对新兵，恺撒则鼓励他们要鼓足勇气，不要输给那些给恺撒军团带来无限声誉的前辈。
但是在即将看到敌军全阵时，出乎恺撒意料的事发生了。该军团的吹号手在没接到恺撒命令时就吹响了进攻号角。 恺撒原本计划距敌人更近一些再发起进攻。不过就像他自己在《高卢战记》中写的那样：“将士的战斗热情一旦迸发，与其打压控制，不如顺其自然，让他们在战斗欲望的引导下奋勇前行。”恺撒趁机发出全线冲锋的命令，自己翻身上马带头冲向了敌营。早就按捺不住的右翼第十军团和稳健的左翼军团见状，怒吼着“跟着司令一起上啊”，也冲入了战阵。恺撒全军众志一心，直插敌营。
西塞罗的热心源于他的政治理念，他期望罗马在手握大权的恺撒领导下，重建少数精英主导的自由的共和制国家。但这也正说明了西塞罗和恺撒的思想并不在一处。因为恺撒认为国家建设并不是一种政治理念而是实干，能否让国家机构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成败的关键。人们往往会忘记自己最初其实并未理解的某个理念，而随着该理念的实施，他会生出被出卖的感觉。在战场上从不孤独的恺撒，这一回在政坛上尝到了孤军作战的滋味。
不过孤独是恺撒这类人一生都逃脱不掉的宿命，这或许也是拥有天赋才能的代价吧。沉溺于孤独中是无法完成所行之事的。恺撒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感叹自己的孤独，他把西塞罗的评论晾在一边，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理想。他首先推行历法改革，这是他作为实干家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尽管恺撒在很多领域都认同权力分立，但涉及政治体制、法律、 军事、城市排水系统建设、港口设施等社会资本领域，他又强调坚持罗马特有的方式，也就是中央集权。他认为帝国应当是一个权力分立和权力集中合理并存的社会。
年仅 18 岁的屋大维最初也一筹莫展。不过这位意志力坚定的“孩子”很快想到了办法，他打算拜访恺撒生前财力雄厚的好友，请他们提供资金支援。马提乌斯是拜访对象之一。恺撒遇刺后西塞罗就曾前往马提乌斯位于阿庇亚大道旁的别墅躲避风头。马提乌斯是属于骑士阶级中有经济实力的人，一贯以不关心政治的金融家自居。他修养极高，曾将荷马的《伊利亚特》译成拉丁文。恺撒的朋友尽管出身阶层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良好的教养。这一次他又受到了阻挠——暗中使坏的人不是安东尼，而是西塞罗。虽然出发点和安东尼完全不同，但西塞罗也不愿看到屋大维成为恺撒的接班人。如果屋大维继承了恺撒的政治意愿，那么费尽心力刺杀恺撒就显得毫无意义了。故而西塞罗给素来亲厚的马提乌斯修书一封，遣责他在恺撒遇刺后仍与恺撒派藕断丝连，并希望他不要接受屋大维的请求。现存的史料中还能找到马提乌斯的回信：在恺撒与元老院的斗争中，我并没有和他站在一边；在恺撒强渡卢比孔河时，我也并不认可他的行为，但我无法对好友身陷囹圄而坐视不理。内战爆发后，为促成恺撒和庞培和谈，我曾多次秘密斡旋。（马提乌斯确曾在内战某一段时期，为双方间调停而积极奔走，终因庞培无意与恺撒一对一和谈而作罢。）即使最后内战是以好友胜利告终，我也未曾因此而谋私利，反而因后来的金融改革蒙受了巨大损失。（恺撒为保证债务人能及时还清债务，人为剔除战后因通货膨胀产生的 25% 的价值，要求各债权人仍以战前的担保价值追债。这实际上造成了金融大鳄的不小损失。）我既无法释怀恺撒为了盘活经济而让我们金融界人士蒙受损失，也无法忘记他让反对派继续住在罗马过着和以前一样的生活的宽容精神。而正是这种宽容精神，让反对派有机会在 3 月 15 日将剑刺向他。我如何能像这帮忘恩负义之徒一样憎恨恺撒，为恺撒之死而欢欣鼓舞呢？或许他们会说：“今天我们不杀他，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死在他的手上。”这是何等傲慢的言行！不仅不为犯下的杀人罪行而后悔，还不允许人们为死者悲伤流泪！连奴隶都有起码的喜怒哀乐自由啊！无论面临何种威胁，我都不会退缩。无论何种威胁——哪怕是死亡——都不能夺取我的人性及对好友尽义务的责任心。它使我深深地明白，带着对自己的自豪死去也是一种荣光。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此我毫不隐讳地说，我希望因恐惧之死能让所有人都感到痛苦。但我不会将己之所欲强加于人，因此，我也不希望别人干涉我的情感，让我能为最敬爱最伟大的朋友魂归西天而尽情悲伤流泪。西塞罗啊，您大概是因为听说我将为恺撒奉行纪念党社会提供资金援助而写信的吧。我坦白说，我只将其视为私事，并不带有政治目的。是我自己怀着敬意，为纪念伟大的朋友而做出的捐赠。说实话，我无法拒绝那位年轻人真诚的请求，同时我也为恺撒选了这样一位合适的继承人而感到无比欣喜。 诚如您所言，我常常拜访安东尼府上，不过那纯粹是礼节性的。如果您现在也造访安东尼邸，就会明白我指的是什么了。那里如今已是水泄不通，希望借当权者之手获利的人如过江之鲫充斥门庭。当中有不少就是斥责我不顾国家公义为恐惧悲痛的人。以前恐惧从不干涉我拜访何人，也不干涉我接受谁的造访。 即使我与他的政敌往来，他也从未流露过半分不快。与之相反的是，现在竟然有人不允许我为挚友遇害而悲伤，禁止我表达个人情感！这样践踏人性的独裁制度，断不能长期存续。
屋大维为了捍卫恺撒神一般的形象，他只保留了恺撒的巅峰作品《高卢战记》和《内战记》，而将其余作品全部付之一炬。恺撒青年时期创作的诗歌、戏剧、大多数的书信以及情书等永远消失在历史烟尘中。”
从希腊神话里可以看出，多神教的众神其实也拥有与人类相似的特点，譬如爱恋，譬如偷情，均毫不掩饰。话虽如此，但如果一位神留下众多情书，这让其后世情何以堪。或许是考虑到这一点，除《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以外的恺撒著作，我们只能从西塞罗等人的转引中找到蛛丝马迹。显然，要成为神，麻烦总是和荣誉一起到来。
与屋大维的反应相对，普通罗马人倒是大方地接受恺撒被封神一事。对“称帝”异常反感的罗马人对“封神”却不反对，足见罗马是个多神教的国家。在老百姓看来，既然开国者罗穆路斯能够成神，那么恺撒作为罗马盛世之主，被封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毕竟在罗马，神作为守护众生的无上力量，自是多益善。
如果克娄巴特拉希望获得希腊人的信赖和帮助，那么只能说她并不懂得历史。那些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凭借自身能力生存的民族，通常并没有维护所属共同体的意愿。此外，那些经历了长期衰退的民族，在历史上也没有重整旗鼓的先例。如果东山再起，必须对国家构造、民族自身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曾有如此理想的亚历山大大帝临终前也没能看到改造的结果，之后希腊人更加丧失了活力，特别是军事能力。即便他们赞成与罗马为敌，也不会有人为此走向战场。
人不管是谁，都无法看清现实中的一切，大多数人只想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现实而已。 ——尤里乌斯·恺撒